马克思深刻洞察到，阶级并非自古有之，亦非永恒不变的历史遗迹，而是一个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诞生、演变乃至最终消亡的概念。阶级的诞生，根植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当生产力的提升催生了剩余产品，并伴随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阶级便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恩格斯进一步阐释道：“社会的裂变，形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这是早期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必然产物。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总劳动所产出的物品，仅能满足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余下的少量剩余不足以让大多数人摆脱劳动的枷锁，他们的时间几乎全被劳动所占据。这样的社会，阶级的划分便成了没办法避免的命运。”
他继而指出，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未达到既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又能有余力积累社会资本、推动生产力进一步飞跃的程度，那么，掌控生产力的统治阶级与贫穷、受压迫的另一阶级，就将如影随形，共存于世。
回溯至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导致没有剩余产品，人们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剥削现象因此无从谈起，阶级分化的种子也就无从萌芽。然而，当原始社会的末期，生产力逐渐累积，剩余产品慢慢的出现，劳动力的价值得以显现，剥削与阶级的诞生便悄然铺陈开了可能性的画卷。
但要使这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还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最终催生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土壤。恩格斯一语中的：“分工的规律，正是阶级划分的基石。”畜牧与农业的分离，使得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劳作逐渐被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所取代。分工带来了产品交换的需求，原本只能在集体劳动中获取的生活必需品，随着畜牧业的兴起，喂养、繁殖等活动得以在家庭内部完成，这些牲畜及通过交换获得的产品，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各个家庭，私有制的大门由此开启。
每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都如同一幅错综复杂的织锦，既有基本阶级与非基本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鲜明对比，又有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的深刻区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幅织锦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两大基本阶级，构成了其阶级结构的主体框架。
工业革命的浪潮，彻底颠覆了生产方式的面貌，社会因此逐渐分裂为仅由两大基本阶级构成的世界：一方是拥有劳动与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另一方则是除了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生产力的快速的提升，不仅推动了阶级关系的演进，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趋向于简洁明了。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之日起，便具备了两大特征：一是其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其直接目的与根本动机。”作为私有制发展的巅峰与完备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同样存在着剥削，但其剥削程度之深，却远超前世的任何阶级社会。
资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其根基深植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中，剥削雇佣劳动者，无偿占有其剩余价值，成为了其组织生产的唯一驱动力。它巧妙地改变了剥削的形式，为剥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用劳动报酬的表象，取代了昔日由宗教与政治幻想所掩饰的旧式剥削。
资产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是与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宣言》中追溯了资产阶级的起源，指出城关市民最早脱胎于中世纪的农奴，而资产阶级则进一步在中世纪的城关市民中孕育而生。
生产力的飞跃，不仅推动了科技的进步，更催生了新交通工具的发明与应用，促进了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发现，架起了东西方贸易的桥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篇章，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都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沃土。封建的行会制度逐渐被工场手工业所取代，而后机器大工业又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旧的、以土地依附为核心的封建所有制形式，逐渐被新的、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所替代，现代资产阶级最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正如奴隶制度对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也曾扮演过革命性的角色。相较于中世纪的人身依附与封建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打破了传统的枷锁，加强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如同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资产阶级短短几十年的统治中，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总和还要丰富、还要巨大的生产力。
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创造更多的财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始终是其生产的最终目的。在资产阶级的眼中，金钱之外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或者说，一切都只是积累财富的工具。无论是人还是事，甚至他们自己，都只是资本增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他们而言，活着就为了赚钱，财富的增加是他们唯一的幸福，财富的丧失则是他们唯一的痛苦。
由于阶级斗争被视作透视社会结构的一扇窗，总是敏锐地运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透镜，深入剖析人的社会本质与阶级本质，以及中国社会革命征途中遭遇的每一项重大挑战。他坚信，在阶级社会的经纬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深深烙印着其阶级地位的痕迹，因此，人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直接地体现为人的阶级性。
故而，在审视个人的政治立场时，首要且关键的一步便是进行深刻的阶级分析。社会的每一次变迁与进步，其根源皆可追溯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内部矛盾的动态演变，而在阶级社会的背景下，这些矛盾则集中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
为了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视角，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各大社会阶级的兴衰更替、相互对抗及其历史作用。他指出，在封建社会的舞台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主要政治矛盾，而农民阶级发起的大规模斗争、起义乃至战争，才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真正动力。
及至现代，当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新兴社会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洪流中，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封建社会的逐渐瓦解，“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其中，新生的无产阶级更具有其独特的革命性：由于帝国主义直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开设企业，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初成员是与买办资产阶级一同诞生并成长的，他们承受着多重压迫，因此蕴含着最为强烈的革命火种。
为了精准指导中国革命，科学划分阶级阵线，毛主席对现代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均衡性、阶级结构的多样性、阶级矛盾的复杂性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全面对比分析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多个阶级，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深刻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与自然经济的庞大比重，中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均属少数，而农民阶级则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独特格局。
这种复杂的阶级结构、错综的阶级矛盾与尖锐的阶级斗争，共同孕育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此外，毛主席还细致剖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相继掌权的各个统治阶级的政治属性，他指出：“皇帝与贵族的专制统治已被推翻，取而代之的先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随后是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而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残暴统治。”现代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便是唤醒被压迫的广大农工阶级，共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
在苏维埃时期，毛主席的革命工作重心在于领导军事斗争与苏维埃地区内部的土地革命。为发展红军与巩固根据地，他对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中，其阶级斗争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首先，在军队建设方面，自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张，红军队伍也日益壮大，其内部成分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红军的主力主要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敌人起义部队改编的军人以及俘虏组成，许多军事干部也出身于旧军队；另一方面，红军面临的外部环境极为严峻，战斗频繁，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加之思想教育工作的忽视，旧军队中的不良习惯与错误思想在红军中蔓延。军阀主义残余、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一度在军队中盛行。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了确认和保证红军的健康发展与壮大，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理念，并在军队实践中加以运用，成功解决了这样一些问题。将阶级分析的观点引入军队建设，是在革命队伍建设上的一大创举，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战斗力。
其次，在农村阶级问题上，土地作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石与核心利益所在，对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土地革命旨在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土地，这无疑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必然会进行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以阶级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进行。在此情境下，若不明确斗争中的阶级关系，正确区分敌友，便难以找准斗争的方向，土地革命也难以取得成功，根据地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阻碍。
然而，在土地革命初期，党内许多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清晰，根据地的阶级划分界限也模糊不清。因此，制定的农村阶级政策出现了不少偏差，影响了土地改革的质量。为了进一步探索农村情况，为制定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从而更好地领导苏维埃地区的斗争，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对根据地的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的情况，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章和文件，提出了正确分析与划分农村主要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雇农）的基本准则。这一理论成果，无疑比大革命时期他对各阶级的分析更为深入与全面。
诚然，将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观点，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即经济建设尚未成为议事日程上的第一个任务时，是具有科学性的。然而，当我们转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更为宏大、更为根本的事业时，若过分偏重阶级斗争，以至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为核心、更为本质的经济基础论，那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会失去宝贵的科学理论指导，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停滞。
我们深知，阶级存在的根基在于经济基础，而确认阶级的主要标尺则是经济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圆满完成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实体已然消亡。但毋庸置疑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仍然潜藏在社会之中。此外，由于历史遗留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毒瘤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清除；由于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全实现；
由于我们仍处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帝国主义和某些敌对势力正不遗余力地对咱们进行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因此，社会上任旧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不良分子。他们中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则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分子的斗争，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遗留形式。
尽管这些敌对分子的活动领域和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不代表着剥削阶级的愿望，有些甚至与海外敌对势力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种斗争，虽然不同于历史上双方作为完整阶级实体直接对抗的阶级斗争，但从历史的脉络和国际的背景来看，它仍然反映了现代社会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与利益诉求。
而在人民内部，由于不存在对立的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阶级斗争。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会渗透到人民内部，使得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例如，人民内部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此产生违背四项根本原则的言行和腐败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